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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出版社全盘商业化遭否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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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ushupifa.com 来自:123图书 时间:2004-1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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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改制减速 多种复杂关系的累积，使大学出版社改制减速。显然，大学社的改制尚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和协调各方利益。 减速信号频闪 信号之一：官方推后改制时间表 11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结束，行将推向出版全行业。“根据布署，大学社明年内也不会展开改制工作。”教育部社政司出版管理处魏晓波处长告诉记者。而据知情者透露，主管部门原来对于大学社的改制相当积极，甚至一度推动大学社进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名单。 减速信号不止于此。 信号之二：高教集团放缓步伐 作为大学社改革前锋的高等教育出版集团，其筹建工作的运作声势也趋于平静。“据我所知，今年以来，高等教育出版社主要领导一次也没有到中山大学去过。”一位知情人透露说。中山大学社是筹建中的高等教育出版集团整合的第一家社。按照公开报道，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完成资产评估，高教社计划投入一定资金对中大社进行重组。在合并正式生效后，高等教育集团整合的中山大学以及吉林大学、天津大学3家大学出版社将统一在社名前冠以“高等教育集团”等字样，成为高教社真正意义上的子社。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对此寄予厚望，说“筹建的高教出版集团将是国内第一个跨地域的出版集团。”而按照业界人士原来乐观的解读，高教出版集团将是第一家不由行政力量主导形成的出版集团。 减速实属不得已。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承认：“因为由不同的高校主办，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横向联合，受到资产关系的限制。”大学版协常务副理事长彭松建评论说，类似高教出版集团这样的先行尝试动作，必然会触到校社财产关系的暗礁，“在这方面，国家法律没有法源”。彭说，中山大学社国有资产由广东省政府管，如何跨省流动？中山社资产评估为3000万，高教社要取得51%的股份需要出资3060万。高教社说自己的商誉值51%股份，并要派出三位管理干部，这令合作方无法接受。而中山社动议说，高教分出一块出版业务给中山社，高教社也无法同意。从高教集团筹建进展停滞，到主管部门由积极到谨慎，显示出大学社的种种特殊性。 信号之三：全盘商业化遭大学否定 最近，《大学出版》杂志记者曹巍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炜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这九位校长一致认为，大学出版社有其特殊性，与大学不可分离。纪宝成的观点代表了校长们的普遍意见：“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方向不应完全脱离大学教学科研，不应与社会上其他出版社完全一样，不能够完全变成商业性的出版社，这是大学出版社最基本的定位。”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也认为：“大学出版社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它与商业性出版社应该有所区别。” 按照《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高等学校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高等学校教学需要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工具书及其他教学用书……重要任务是出版学术著作。” 对定位特殊性的强调，表明了大学对大学社改制的基调。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人大校企不多，北大希望学术科研出版支持服务……他们都需要出版社。”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没有出版社，高校老师出专著会变得困难，职称都无法评了。 信号之四：大学社在观望 从大学社方面来看，对改制的态度，也形成明显的不同。态度积极的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社。华中师范大学社社长范军说：“对转制，大部分社不是太积极，在等教育部的方案。”的确，尽管学校这个婆婆有这样那样的管束，但真正触及校社脱钩，不少大学社态度变得犹豫。因为大学对出版社的发展功不可没。如管理相对宽松，资源支撑明显等。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霁说：“由于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是‘两栖动物’，享受多种优惠。因而转制缺乏内在动力，完全转为企业，在出版社内部可能会遇到一定阻力。”不可否认，大学社与大学是毛与皮的关系。没有大学的品牌、大学的资源，大学社的未来将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大学社态度为何暧昧？ 目前大学出版社发展程度的不同影响着对改制的态度 大学社“三个世界” 按照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袁玉春的分析，大学出版社主要有三种发展模式。 第一种比较传统，主要靠自我积累发展。大量的出版社属于这一种。除了少数专业出版社之外，一般发展得不好。第二种借助外脑走合作出版的道路。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一些文化公司合作，策划出版人文社科图书，使出版社品牌快速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梁晶工作室合作，打出了经济学引进版教材的牌子。第三种是发展子公司。如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都有子公司，引入外部创新机制。 总体看来，由于在体制内进行试验的程度不同，造成大学社发展的不平衡，两极分化的现象比较明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天蔚认为，根据发展程度的不同，大学社可划分为“三个世界”。 归入“第一世界”的主要是师范类出版社，北京外研社、上海外教社也属此类。这类出版社以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为主，收入中教材占据了80%左右的比例。 综合性和文科类大学出版社属于“第二世界”。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发展比较好，其他的出版社发展得一般。 被划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是理工类大学的出版社。除了清华大学出版社抓住计算机教材的机遇发展较好之外，其他出版社大都发展不快。 按照大学版协常务副理事长彭松建提供的数据，在全国一百多家大学社中，年销售码洋上亿的15家左右，如外研社10个亿，北师大社、清华社6-7个亿，北大社、人大社4-5个亿，中央电大4个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说：“除了这些，其余的都是中小型社。” 张天蔚认为，大学出版社将向两个极端发展：20%左右综合化，80%左右将依托学校的学科特色和品牌优势，向专业化发展。 “三个世界”对改制持不同的态度。 根据目前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思路，对出版社实行分类管理，仅仅保留少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而大部分文化单位的走向都是企业化，成为经营性企业单位。 对此，各大学社的心情是矛盾的。如果沿用地方社的改制思路，那么大学社与学校脱钩、转为经营性企业单位将是主要内容，离开大学，走向市场，大多数社心里没底儿；如果决策层认为大学社仍然主要承担为教学与科研服务，那么，目前成长迅速的大学社的发展必然受到压制。 可以说，决策层和大学社自身，都面临着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和转换改制为企业的两难选择。那些实力较强、发展成熟的出版社，转改的呼声较高，但他们毕竟只是少数。而那些“活不好，饿不死”的出版社和朝不保夕的出版社，往往更愿意留在大学的体制之内，它们构成了大多数。 而改制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以制度的形式来维护旧有的格局。 大学社难舍双重好处 事实上，大学社能够有今天的发展，恰恰是因为享受了商业化和教材垄断的双重的好处。 多数大学出版社都创建于1985年以后，恰逢整个出版业为期9年的低潮期。但是很多大学出版社正是在这个时期是实现了原始积累。1995年前后出版业开始复苏时，大学出版社和中央出版社、地方出版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雏形初显。张天蔚援引一份初步的统计说，目前在上海，13家大学出版社和18家原新闻出版局属出版社在出版规模、品种结构与数量方面已经旗鼓相当。 华东师范大学社社长朱杰人承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抓住了中小学教育改革、高校扩招、国家课程改革的机会。该社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较早地开发自考教材，1997年开始介入中小学教辅，1999年开始出版高职高专教材，2000年开始开发中小学教材。该社1998年后发展迅速，1997年码洋还不到4000万，1999年就达到1个亿，2002年达到2个亿，2003年达到3个亿。华师大社是大学社抓住机遇利用垄断性资源快速发展的缩影。 “中国大学出版社异军突起，这样说怎么都不为过。”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社长陆银道感慨地说。经过和日本、欧美大学出版社同行的交流，他对此更深有感触。在欧美发达国家，除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极少数个例之外，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规模都不大，经济实力都不强。原因很简单，陆银道说，欧美国家商业出版社在教材出版领域的竞争力很强,因此留给大学社的生存空间很小。而中国恰恰通过专业分工的方式，确认了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教辅的资格和垄断地位。此外，一般国外的学校不指定教材，大学出版社在本校教材市场并没有天然的垄断优势,因此主要以出版专著为主。和欧美大学出版社相比,中国大学社还受惠于特殊的“国情”,许多大学在选用教材时，一般都优先选用本校出版社的版本。在学生数量多的大学,出版社仅仅依靠本校的内部市场垄断，就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再加上编写中小学教材和教辅，不少大学出版社迅速“脱贫致富”。 此外，中国的大学社还从商业化中获得高速发展的动力，尽管或多或少出于被迫。 欧美的大学出版社，跟我国纯粹意义上的“事业单位”十分相似，一般所出版的图书，都是读者面窄、难以盈利、商业出版社不愿意出版的图书，为的是扶持学术专著的出版。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大学、政府和各类基金，同时享受免税待遇。 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资金补偿方式，和欧美大学出版社是相反的。大学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除了在成立初期受到大学的资金支持外，此后多数往往成了学校的“摇钱树”和预算外收入的来源，是学校一笔可供调拨的“活钱”。出版社员工的福利、奖金，大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往往都来源于出版社自己的腰包，正如朱杰人所说：“出版社首先是给学校赚钱的校产，在这个前提下再谈学校对出版社的扶持。” 张天蔚还指出，“现在学校对大学出版社的评估标准太功利，多数是利润至上。” 如此一来，背负不小资金压力的大学出版社，被迫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寻找“钱途”。作为校办企业，大学出版社一度享受免交企业所得税的待遇，今年起，这一免税优惠政策将取消，这必将刺激大学出版社向“经济效益”看齐。 谁妨碍了大学社做大？ 大学已经培育出了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知名企业，而在制度创新、品牌实力上与他们相称的出版社，到目前还没有诞生。十年的高速发展，大学社却越来越难以走得更快。大学社的市场化之路为何走得如此艰难？ 社校博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年利润不过1600万，而学校就要求上交1000万。“社里都交不出钱来。”参加过调解的大学版协常务副理事长彭松建评论说：“上交数字定得太随意会使社校关系紧张。”据业内人士说，上交多少利润，基本上靠社长和校长、副校长的关系如何，没有形成制度。这种随意性，是大学社与大学间独特的博弈现象之一。 法大社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大部分大学社都是学校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扮演着大学办学的摇钱树角色。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圣诞节之前会向学校上缴部分利润，数目约为800万元，加上学校出版基金甚至超过北大方正。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透露：“北师大社在北师大所有校办产业中是办得最好的……对学校的回报无论是社会影响力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是巨大的。”外研社也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重要的一项收入，大大补充了学校经费来源的不足”。 对上交利润给学校，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里有明文规定，大学社对此并不反对。华师大社社长范军分析说：“大学社使用大学的品牌等无形资产，工资、医疗、房产等由学校负担，承担的是不完全成本。”同时，作为校办企业，大学社还免征企业所得税。“最主要的问题是无偿调拔的问题。”彭松建强调说。这一点，在没有其它校办企业的文科学校更为明显。最初，大学社社长都由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兼任，利益关系理得比较顺。90年代中期，独立的专职社长出现后，学校与社两者间的利益不再完全重合，大学把大学社当作“现金牛”的做法，引发大学社的怨言。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方红星指出，问题的要害是，校社之间没有确立“刚性”的上缴制度。 钱的问题今年尤为突出。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出版社多出了一块税负。如果按照33%的税率，像外研社，大约要多交3-4千万的企业所得税。这笔不少的税款，使大学社叫苦不迭。交税与上缴学校两者如何协调，成为社校关系面临的新考验。 “交税与缴学校的钱是什么关系？”作为校办企业而享受免税的出版社，此前是比照税率向学校上缴部分利润。而现在，免税优惠时代的终结，使大学社不得不在向学校上交利润和交税的双重义务间寻找解决之道。“高科技校办产业上缴学校的数可以抵扣税基。出版社不知是否能够享受。”彭松建透露，2002年及今年，大学版协都举办了税法学习班，请北京税务顾问讲合理避税，大学社反应积极，“来了100-200人”。 交钱只是校社间众多博弈中的一种。在人事任免、大学社改制等问题上，处处可以见到校社之间这种复杂而暧昧的博弈关系。北大医学社社长陆银道说，面对学校的种种要求，出版社需要摆正自身的位置，“毕竟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学校”。 不可否认，大学社与大学是毛与皮的关系。没有大学的品牌、大学的资源，大学社的未来将要打上大大的问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告诉记者：“离开大学母体，大学社都不行。”显然，大学社的改制尚需要更清楚的认识和各方利益的协调。 既然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学社不会脱离大学而独立，那么厘清校社之间的这种暧昧关系变得极为迫切。要不然，校社双方都会认为自己对对方奉献得多，获取得少。 无论社校关系如何复杂，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已经培育出了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知名企业，而如何培育出大学社里的方正和同方，恰恰是校社重续蜜月期的重要共识。 社长困局 “大学社社长是出版人还是教授？”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又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东北财大社社长方红星说：“地方社的领导，进了出版社就会干一辈子出版。而大学社领导能当8年以上的屈指可数：李朋义，还有王霁、彭松建。”他提到的人中，王霁已经离开人大社到了高等教育社，而彭松建也退休回北大经济学院当教授去了。大学社社长的更换相对是比较频繁的。 大学社领导人任免机制造成了职业精神缺乏。“不少大学社的领导人，并没有定位为职业出版人。”范军说。根据《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任免社长的权限在大学社的主办单位，即各大学。不少大学并没有把大学社的管理作为一种专业来看待。据悉,武汉大学社曾在五年内更换了三任社长。大学社社长大多是从科研处长或者教授转过来的，任期满后还会回到学校的教学、管理岗位。即使在社长任上，他们也兼任博导或教授，方红星估计兼教授的社长占百分之六七十。河北大学出版社社长宫敬才说：“大学社用人制度上比地方社自由度要小。”这种领导人的频繁流动，对大学社影响不言自喻。“一般需要三年左右时间才能够熟悉出版业。”范军说。彭松建也赞同这种说法：“至少要做到二届以上，才能有所成绩。”大学社内部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要想下台早，把大学社干好。”体现了大学出版人的某种值得玩味的心态。方红星的观点是：“大学社长不会把自己当企业家来做。大部分社长的目标就是对学校交足钱，自己社不出乱子。” 的确，成绩显著的社，如外研社，社领导的任职时间都不短，这样使他们能够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而不局限于小本经营的水平。“这样的社长，实际上需要很强的能力去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陆银道说：“学校主管校长个已经换了5界了，但是我没有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为学校做贡献。” 与此同时，社领导的个人因素，使各社获得的制度创新动力各不相同。大学社领导人的高学历曾为业界羡慕，然而，凡事皆有两面，身兼教授(甚至博导)与社长，这种“两栖”身份和角色，常常使大学社领导人陷入一种选择的迷茫之中。按赖德胜的话来说，不少社长过分追求文化性。赖德胜去年起担任北师大社社长，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告诉记者：“进入这个行业觉得有不少反常的地方，不少社长还在骨子里不认为出版社是应该赢利的企业。”此外，“两栖身份”使不少社长的职业规划还是做学问，搞科研，因而，出版社的经历不过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段插曲。一位知情人说，听说大学社要与大学脱钩，某社已经有三名编辑调离回学校。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使各个社的发展才拉开了差距。例如，陕西师大社与西安交大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同济大学出版社，这些社的一热一冷，形成为耐人寻味的“同城困局”。 “关键还是人的问题，是否选对了人。”一位业内人士毫不犹豫地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学出版社成为出版业的一支劲旅，不仅培育了位列全国前列的外研社、北师大社、清华大学社，还崛起了咄咄逼人的“教辅师大军团”。这些社在大环境一定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营造了发展的小环境。陕西师大社、广西师大社等，都借鉴海南社、南海出版公司等地方社的模式，尝试借助社外的人力资源，做大出版。大学社传统的出版强势在于教材、教辅，服务大学教学和科研。而从品牌打造的角度来看，以及做大规模的角度来看，必须进行出版领域的拓展。知情人解释说：“做教材教辅赚钱，但不容易有品牌。做社科就是出于品牌的考虑。”陕师大社、广西师大社就出版了大量的社科类图书，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广西师大版钱穆著作，甚至被评论家认为与商务版相比并不逊色。在市场营销方面，先进大学社也动作频频。高教社、外教社、陕师大社等实力较强的大学社都积极筹建自己的销售网络。“你能想像一下，没有李朋义，外研社是什么样子？没有肖启明、何林夏，广西师大社会是什么样子？” 而改制所针对的，就是制度的创新，例如，如何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不少改革和探索，都具有超前性。”言语之中，肯定了社领导是否具有前瞻的眼光和魄力，对体制内运行的大学社的至关重要。 扩张受阻 没有明确的制度，一切都不会有保障。 广西师大社可谓向外扩张的积极实践者。早在2000年，广西师大社就聘请了证券公司为其作上市前考察，后来因为体制方面的禁锢太多而作罢。最后采用顾问公司的名义在北京成立了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贝贝特从事选题策划和批发本版图书，事实上就是一个二级批发单位，也相当于一个小的出版社。2003年，该公司实现码洋4000多万元。广西师大社将此模式推而广之，如今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南宁等5个城市成立了类似的公司。据称，今后还将在全国的其他城市稳步地扩张。“体制方面的事情太敏感，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直不敢张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实际上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实际上，这种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在大学社和整个出版业内相当普遍。体制试验的风险相对较大。 由于扩张受到体制性障碍，造成大学社缺乏长远发展战略。在赚了钱后，出版社的第一选择，往往是盖楼。2004年，外研社在大兴的培训基地峻工，基地耗资3.1亿元。而几年前刚刚落成的外研社办公楼，还被列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大建筑。大学社大兴土木地盖楼也非个案，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花6000万买下的办公楼，上海外教社投资一个亿建设了新出版大楼，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将建设新办公楼。 对于大学社的盖楼行为，向来存在着并不一致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应对大学随意从大学社拿钱的一种对策，盖楼可以使资产“固化”。也有积极的解读，彭松建的解读是：“盖楼为培训，培训教师如何使用教材，盖楼，体现了出版向培训发展的方向。”例如，外研社的大兴培训基地为例，外研社将与国际著名的权威培训机构展开培训合作，把出版社建成一个融教学、科研、出版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因而，更适合的解读是，盖楼是大学社为下一代教育出版的投资，是大学出版应对未来和变化的举动之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出版社无法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发展和壮大，也使大学社有钱无处花。赖德胜说：“像北师大这样的社，完全可以兼并几家社，但是目前的环境却无法操作。”这些都使大学社选择了最现实的方式：把钱固化成楼。 相比盖楼的集体选择，大学社的市场扩张明显地集中在少数大社身上。高教社副总编辑王霁说：“现在大学出版社大多对教育和学习模式的发展变化感觉不敏锐。”由于高校持续扩招，目前各大学社出版的教材尚能找到市场。但是，大学出版作为教育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当前教育革命、学习革命的大趋势。 而孜孜以求做大的大学社，还会受到来自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2003年，外研社的扩张终于触动了商务的痛处，一场辞书大战震动了全国。作为事件的两大主角，外研与商务，纷纷投入重金，以广告大战、学者辩论、新闻大战等方式树立自身辞书的正统权威身份。这一事件，肯定会打消不少实力不强的大学社的扩张意图。 减速不是停步 改制减速，并不意味着大学社不需要改制。实际上，改制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问题是，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能够使大学社获得稳定和发展的改制结局。 开弓没有回头箭 “如果不转制的话，中国出版业永远长不大，永远无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李佐军博士对记者说。 长期跟踪国内出版业的深圳世纪证券周长才博士据此也认为，在事业法人的出版体制下，中国很多出版社往往不注重质量，同时在品牌的维护方面也相对滞后。“现在出版领域激励机制的滞后，一些扭曲的市场行为，如买卖书号等都可以回归到出版社事业法人的体制范畴内找寻答案。”周长才表示。 周长才博士还从三大门类出版机构现状出发对记者分析说，从理论上讲，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内容相对较少，应该在市场化进程中超越其他两种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赖德胜说，相比地方出版社，大学社有大学的支持，改制成本实际上是最低的。因为大学可以承担改革的成本。 “然而，中国出版领域相对其他两大出版集团而言，一直缺乏大型企业集团。”周说：“重要原因之一，从广播电视本身来看，由于它实行网台分离、节目制作和播出分离。而报刊的改革，伴随着中央去年‘19号文件’的发布，其改革步骤尤其是发行领域的市场化进程已经走到了前头。” 体制因素近年来已经凸显为大学出版社获取持续成长的重要制约因素。据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此前对外界透露，由于大学出版社比非大学出版社多一层束缚，致使相当多的大学出版社企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受到很多限制，增长的速度有一部分比较低，发展基础脆弱，应该说有近1/3的出版社还比较困难，其中极少数相当困难。 “从我们掌握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数量虽多，但是散，产业集中度相对较底，远没有形成教育出版的综合实力和规模优势。”靳诺喟叹。 “只有改革，改变现在这种体制，国内的出版社才会有希望，才能有竞争力在市场中和外资竞争。”肖启明称这是很多同行的一致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减速是以时间成本换取改制风险的降低，一系列问题的厘清有助于大学社走得更远。 完善制度设计 目前，教育部社政司正在对全国的大学社进行调研，相信将来的改制方案会以此次调研的结果为依据，“估计要到年底才能出调研报告。”社政司魏小波处长说。显然，决策层如何设计大学社改制，目前还无从得知。 北师大社社长赖德胜分析说：“改革的目的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但是，目前出版业的市场化缺乏微观基础。”例如，出版社没有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准入退出机制……”显然，没有宏观的市场，以及微观的现代企业的出现，改制便难获成功。而这些，显然是大学社改制的要点所在。 毫无疑问，大学社的改制，是要使大多数大学社完成从事业法人向企业法人的“惊险的一跳”，对单个大学出版社独自进行体制改造，通过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大学社的转制决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变化。既然改制成为一个企业，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是市场的主体、投资的主体。它必然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为营运目标。因此，出版社由事业转制为企业后，原先各类公益性、社会性、政治性的目标，都将让位于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国有资产或股东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核心目标。 然而，这种“集团”仅建立在一家国有出版社的基础上，这样的改制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这些改制与“17号文”中的规划——实现经营性资产吸收社会资本，尚有一段距离。 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缺位，使大学出版资源难整合。“我国一直缺乏出版社的设立和退出机制，因此，不仅大学出版社，而且全国整个出版领域都因为进出机制的缺位，致使出版资源的整合大打折扣。”周长才不无忧虑地指出。2003年，决策层曾经酝酿出台了另一个试点方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兼并重组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天津大学出版社，形成新的高等教育集团。然而，该方案的运作声势近来却逐渐归于平静。 “如何按照文化产业化发展要求打破并重新分割传统体制下各个出版社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产业链和文化市场，从而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始终是改革的难点。” 与国有企业改革类似，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身份以后，必然牵扯到如何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问题。“不论是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其转制过程的完成取决于其原来的主管单位是否愿意真正的对出版社放权，这种放权需要通过利益的转移与交易来实现，其间必然充满着激烈的相互博弈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佐军对记者说。因此，大学社未来的归属问题，也是制约改制方案设计的难点。 过去，大学出版社就已经是多头管理了，改制后应该由谁来担任大学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是原所属院校还是新闻出版机构？如何平衡集团化和企业化改制后，各种类型出版社不同的主管机构之间的利益，克服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是出版社资源整合组建大学出版集团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围绕大学出版社归属问题所带来的行业的分割，必然在未来的兼并重组中上升为本位主义的保护。”李佐军分析说：“因此，建立大学出版业和整个出版业间的竞争秩序就显得极为必要。” 他认为，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践，如果某一个行业的主管机构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那么这个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必然要受到影响。因为这些行业的企业法人实际上是高度调控下的企业法人，其经营自主权被大打折扣。 李佐军据此分析认为，大学出版社完成转制后，其经营自主权当然应当交给董事会。但是因为出版行业毕竟是相对特殊的行业，涉及到执政党社会舆论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为此，出版主管机构在执行社会舆论政策方面与未来的出版企业存在着指导关系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具体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行。” 李佐军称，实际上，我反对任何的产业政策。“但是，没有任何的产业政策，就中国出版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不太现实。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地缩小管理层对出版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管理边界，增加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进而减少对出版社作为市场主体的限制。” “为什么中国家电能够在短短20年内参与国际竞争，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家电行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走上行业协会模式的管理道路。”李佐军称。 大学社的方正、同方之梦 面对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大学社的滋味是复杂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彭松建说，由于品牌响亮，北大出版社较早就在世界银行的无息贷款帮助之下，盖起了当时颇为气派的出版印刷大楼。“北大方正起步时，办公面积不够，学校安排他们在北大社里占用了两层楼”。 2003年，在距北大出版印刷大楼不远的地方，一座中关村方正大厦拔地而起。成为中关村新亮点。这家由北京大学1986年投资创办的公司，如今拥有6家在上海、深圳、马来西亚及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和遍布海内外的20多家独资、合资企业，成为500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一。2003年业绩200亿元。这显然是一个令北大社以及中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企及的数字。“而更令大学社不平衡的是，北大社每年上交学校的钱，已经超过了方正。”一位知情人透露。 事实上，北大社的情形是大学社的普遍情形，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大学为何能够培育出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却至今培育不出同样重量级别的出版骄子的原因了。 “出版改制的走向，实际上从国企身上可以找到答案。”在经过20多年的坎坷历程之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由起先单纯的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转变为现在国资并购重组，朝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距离它的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肯定，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对的，它距离其成功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在过去主要靠行政力量主导的传统体制下，只要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只要是国有企业，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 问题在于，这些昨天发生在国企身上的故事，今天仍然还在大学社身上重演。东财大社社长方红星的建议是：“关键在于明晰校社之间的产权关系。需要重新评估大学社的资产，落实学校出资人地位。” 方正、同方的发展，证明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价值。将学校与出版社间的关系重塑为以资本为纽带的产权关系，通过建立出版社内部的规范的治理结构，学校仅以股东(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力。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出版社自己去解决。这些制度的确立，有望为大学社的发展提供刚性的制度环境，支持出版社按市场法则永续化经营。 显然，出版社与其它的校办产业的确存在差异，甚至公众对中国教育产业化思路的质疑达到了顶峰。然而，与此同时，北大方正、清华同方却成长为大学的骄傲，并且一度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 与红红火火的大学其他校办产业相比较，大学出版领域虽然近年来在全国出版界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出版骄子何时才能出现，却始终没有日程表。 李佐军预言，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有部分出版社可能凭借其自身的竞争力和完整的网络体系而长大，然而有部分出版社却因为特权的取消而逐渐归于消亡。 因此，从整个行业来看，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且，从整个出版行业的改革来看，柳斌杰此前曾经对全国出版行业的体制转轨谱出了“三步曲”。他指出，在全国出版行业实现企业法人的身份转变后，出版社将渐次完成企业的股份多元化并进而实现上市融资，朝集团式的运营轨道迈进。 “出版业上市太难！”近年来一直跟踪出版业体制改革的海通证券分析师刘都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间的积弊：“企业上市的首要条件是实现股份制多元化，但是我国出版社目前资本进出通道还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 “当然，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远，出版社改制的‘三步曲’中最要紧的还是事业法人向企业法人转变这个过程。在第一步完成之后，后面两步就可能成为顺理成章的了。”周长才认为。 北大方正的腾飞，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留给大学社的将是巨大的反差和动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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