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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逊和《社会生物学》的是是非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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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ushupifa.com 来自:未知 时间:2008-10-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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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具有适应性，用生物学家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其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在决定人类在个体和文化的水平上的行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各种行为的遗传成分都有其进化的基础……30多年前，上述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生物学“新论”第一次出现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煌煌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及随后的一些相关论述中，旋即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风波，至今仍还可以说余波未消。 然而，在新的时代里，威尔逊和他的《社会生物学》却越来越受到关注，“名头”也越来越大。在原著出版（1975年）25年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新版；33年后，130万字的中文全译本也终于面世。 湿身事件 1977年8月1日，社会生物学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11月22日，爱德华·威尔逊从卡特总统手里接下了褒扬他对这门新学科贡献的国家科学奖。 然而，两个月后，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于华盛顿所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当威尔逊正准备发表演讲时，一个示威者冲上讲台，把一罐冰水倒在了他头上……据知，这次“湿身事件”，是迄今为止的近代美国史上，科学家仅仅因为表达某个理念而遭到身体攻击的唯一一宗案例，尽管攻击的程度很轻微。 威尔逊的磨难不止于此。 “湿身事件”前后，他的一些同行、同事乃至朋友也纷纷向他发动“攻击”。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尔德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他们宣称人类社会生物学不仅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同时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进而指责威尔逊是为一个旧的诡计提供一个新样本，“是按阶级、种族或性别为某些群体的统治现状和既得特权提供一种遗传辩护……” 过街老鼠 威尔逊承认，《社会生物学》之所以“恶名昭彰”，主要在于它的混合特性，尽管其本意不过是试图为人类行为的起源提供一个进化论的解释。他自己做过总结，批评者主要反对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两个所谓的严重缺陷：第一个是不合时宜的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第二个缺陷就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 威尔逊给社会生物学所下的定义是“有关动物社会行为与复杂社会组成这两者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在他看来，社会生物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就人类而言，社会生物学的任务就是从进化意义上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的生物学机制。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生物学真正的学科意义，却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掩盖了。威尔逊坦言：“在1975年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个政治白痴。”他称自己对意识形态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也为批评者认定他一定怀有某种政治动机而抱屈。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甚嚣尘上、以致平日里熟悉的同事都对他惟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威尔逊也忍不住怀疑起自己来：“我把社会生物学这个主题扯上人类行为，是否犯了某个推理上的致命大错？”多年以后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当时我想到，我正面临被贬为贱民的危机——被认为是一个差劲的科学家以及社会上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不过，“我又把自己所使用的证据和逻辑重新思考了一遍，(认为)我的说法在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我所遭到的攻击完全是政治上的，而非有凭有据的。”此时他的支持者辩称：科学家有发掘真实的责任，而不论其政治正确与否；社会生物学并不一定如许多批评者所担心的那样，会导向特定的政治理想。 不无酸楚 《社会生物学》全书共27章，其中95%以上的篇幅在介绍如何用进化论解释动物的社会性行为，乍一看来这是一些很传统也很平常的学问。麻烦出在最后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 在这一篇幅并不是很大的章节中，他将该书前面部分的研究成果做了推广，试图将进化论也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指出进化社会生物学的贡献之一是“研究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 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当我们发展到足以按照这些机制的术语解释我们自己，并且社会科学也发展到了充分繁荣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难以接受的。” 让威尔逊感到欣慰的是，近十几年来，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至少人的某些行为，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而且可以推断：遗传因素必定经由长期进化形成，如此一来，用进化论解释人的本能行为的缘由，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社会生物学》出版20年后，威尔逊在其自传中不无酸楚地写道：“或许，我在写《社会生物学》的时候，应该在写到黑猩猩的地方时就此打住，许多生物学家都希望我真的那么做。好几位评论者甚至说，如果我没有添上最后一章有关人类的章节，《社会生物学》将会是一本伟大的著作。” 1999 年12月，威尔逊为再版的《社会生物学》写了一篇带有“导言”性质的文章《世纪之交的社会生物学》，文中他为自己辩解说，该书中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绝对不是严格的还原论，而是相互作用论；读者应该看得出来，他也重视综合与整体论。没有哪个严肃的学者会认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方式和控制动物本能的方式一样，而不存在文化的影响。 坚定盟友 按照几乎所有研究社会生物学问题的学者所持的相互作用论观点，基因组决定了心理发育的方向，但是无法消除文化的影响。威尔逊更直率地指出，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尔德这些人不喜欢人性具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他们倡导的观点正好相反，即发育中的大脑是一块白板。他们认为，唯一的人性就是心灵具有无限的可塑性。 在社会生物学领域，牛津大学教授、1976年因推出《自私的基因》一书而名声大噪同时也毁誉参半的理查德·道金斯，堪称威尔逊的坚定“盟友”(道金斯与古尔德“道”亦不同，打了多年笔仗)。道金斯有一句名言：社会行为就骑乘在“自私的基因”上。 在《自私的基因》的末尾，道金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文化领域是否存在着类似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作用的东西呢？”他的回答是“有”的。为此他模仿 “gene(基因)”一词，将这种所谓的“文化基因”，称之为“meme”(谜米)——作为社会遗传的基本单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谜米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 道金斯在社会生物学家中第一个慎重提出：除基因外，文化也影响着人的天性。他的这一见解为威尔逊后来提倡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思想提供了基础。 威尔逊的推论如下：人类社会的行为是由文化传递的，文化是脑的产物，而脑又是遗传演化的产物，能基于感官印象作出决策；反过来脑的遗传演化又是文化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脑的特质。所以，问题就被转换成：遗传的演化和文化的演化究竟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就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其心智是靠着在某个特定文化中无数的可行选择中挑选出来的选择来完成自我创造的。 威尔逊坚信社会生物学最终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虽然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很可能还要再静静地躺在那儿许多年，等待人类缓缓增添一些足以说服、吸引学者的知识。“无论如何，我依然深信，它的真正性质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所在；不止如此，它还会是一个重要且尚未开发的科学领域。而且，我一点都不怀疑，属于它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尹传红(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F158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美]爱德华·威尔逊著，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威尔逊 大自然的猎人 因为有一只眼睛瞎了，又听不到高频率的声音，所以不方便研究鸟类和蛙类（因为无法听到它们的叫声），于是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立志研究他剩下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又不会怪叫的蚂蚁。相信当时他连做梦都不曾梦到，他一生对蚂蚁研究的坚持，能够在生物学史上立下一个个辉煌的里程碑。从事蚂蚁这种社会性生物的研究生涯里，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在田野观察、采集、归纳资料，一直到理论模型的提出后，他在1975年出版了轰动学界一时的《社会生物学》。 威尔逊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位生物学家。他于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就开始在哈佛执教，目前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和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科学领域所颁发的克拉福奖。1996年，他被《时代》评选为影响美国当代最伟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不只在科学界享有盛誉，还荣获过新闻界的最高奖——普立兹奖，而且还不只一次！他在1977年出版的《On Human Nature》荣获了普立兹奖的荣誉，他和一位德国科学家霍德伯勒合作撰写的巨著《The Ants》此后再次荣获普立兹奖。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开创了一门研究动物社会性行为的基础生物学科，这个学科探讨动物的许多社会性行为的演化机制。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结论道：从战争到利他主义的许多人类行为，亦有其生物基础。他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惹火了一群人，他们认为他是在为可耻的生物决定论找出合理化的借口！可怜的威尔逊甚至还在研讨会上被反种族主义者泼以冷水。更令他难堪的是被当时的学界的学者们群起围攻，使他背负上道德的黑锅。在那些事件发生过后，让他了解到他在社会人文面向的无知，于是他痛下决心来研读社会人文方面的著作，进一步分析人类的天性究竟在文化上扮演着如何的角色。 因为和大自然长期的亲近，使他成为宣扬生物多样性最卖力的学者之一，为此而写的书《缤纷的生命》（The Diversity of Life）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评选为“世纪之书”中的自然科学十大好书。威尔逊不仅是一名好的科学家，还是一名好的说故事的人。在他的自传《大自然的猎人》里可以见到他热情地诉说着一生的故事，书中处处可感到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科学的热情与执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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